大通县财政金融政策联动稳就业促创业
大通县财政金融政策联动稳就业促创业
大通县财政金融政策联动稳就业促创业在宣武门外(wài)大街一座院落门口的木板上,写有“王茂荫故居”字样,而院门旁边标牌上的字样为“西城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——歙县(shèxiàn)会馆(huìguǎn)”。
王茂荫是安徽歙县人,尽管他在清代咸丰年间官至(guānzhì)户部(hùbù)右侍郎,却一直(yìzhí)没有购置房产,长期居住在歙县会馆。这位清朝货币理论家、财政(cáizhèng)学家以清正廉洁、直言敢谏著称,他曾向咸丰皇帝提出货币改革建议,虽然未被采纳,却被马克思写入了《资本论》第一卷,从而使他成为唯一(wéiyī)被《资本论》提及的中国人。
乡谊为重,会馆即是(shì)旅京之家
位于宣武门外大街107号的歙县会馆坐西朝东(xīcháodōng),目前前院经营茶、酒和咖啡,后院包括西正房、过厅、南厢房和北(běi)厢房,正房面阔五间,南北厢房、过厅各三间(sānjiān)。修葺一新的房舍间,一棵高大粗壮的椿树显出几许(jǐxǔ)沧桑。
正房门前竖立一块展板,上面是王茂荫的(de)画像以及他早年经历、仕途发展、晚年生活、主要贡献(gòngxiàn)的简单文字介绍。室内摆放若干小巧的桌椅,书案上放(shàngfàng)着笔墨纸砚,还有几个卷轴。墙壁上的两块展板,文字与(yǔ)图片相结合,内容分为四个章节(zhāngjié),即王茂荫生平、王茂荫的货币论、王茂荫的货币改革尝试、歙县会馆。
现在的歙县(shèxiàn)会馆,早已不是王茂荫居住时的规模。据说,腾退和修缮后(hòu)的歙县会馆只是原来的一部分。
歙县会馆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(1560年),由安徽徽州(huīzhōu)36位茶、漆等商人(shāngrén)倡议筹建。当时的徽州一府六县,歙县为其中之一,并且是(shì)徽州府治所在地(suǒzàidì)。“来者实有依归,无论崇卑,咸得解装于斯,而从容别定馆舍(guǎnshě),此徽歙建置会馆之由也”。就是说,他们筹建的会馆是徽州旅京人士、尤其是歙县旅京人士的一个(yígè)落脚点。当然,在这里落脚的主要是商人。
清朝初年,歙县(shèxiàn)会馆由商馆转变为士馆、仕宦行馆,成为徽州(huīzhōu)举子进京应试和宦海中人在京候职的(de)临时寓所。据《歙事闲谭》记载,清代的歙县出了5个(gè)状元、2个榜眼、1个武榜眼、8个探花、296个进士。另外,还出了4个大学士、7个尚书、21个侍郎。他们在京应试或求职期间(qījiān),都曾居住于歙县会馆,并得到歙县会馆的扶助。
随着(suízhe)徽州旅京人员的增多,会馆渐渐不堪重负。乾隆(qiánlóng)五年(1740年),寓居扬州的徽州盐商黄氏家族出资,使歙县会馆得以扩建。乾隆二十三年(1758年),时任内阁中书(从七品)的歙县人吴宽致信扬州盐商徐士业,向这位财大气粗的歙县同乡求助。在得到(dédào)资金支持后,对歙县会馆再度(zàidù)扩建。到了嘉庆(jiāqìng)初年,会馆虽有一定规模,但“岁久渐倾圮”。嘉庆六年(1801年)盛夏,一场(yīchǎng)暴雨使会馆严重损毁。嘉庆九年(1804年),歙县籍(jí)两淮盐业总商鲍志道捐巨资,加上在京歙县籍官员(guānyuán)、商人的捐资,历时(lìshí)三年,对歙县会馆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修。此次大修,不仅使会馆焕然一新,也使其一(qíyī)改颓势,重新成为社会名流聚集的场所。
除了王茂荫,朝廷(cháotíng)大员曾(céng)国藩、李鸿章、祁寯藻等都人(rén)也曾是歙县会馆(huìguǎn)的常客。如果往前追溯,在歙县会馆居住过的名人还有被梁启超称作“前清学者第一人”的戴震、乾隆年间的户部尚书曹文埴等。到了近代,教育家(jiàoyùjiā)陶行知、画家黄宾虹等,也曾是歙县会馆的座上宾。从思想巨擘(jùbò)到艺术大师,从清官廉吏到教育先驱,深厚的文化积淀使歙县会馆成为徽州文化的一个缩影。
两袖清风,为安(wèiān)社稷直言敢谏
清道光十二年(nián)(1832年),王茂荫考中进士。不久(bùjiǔ),被授予户部主事,升任员外郎。次年,他(tā)从(cóng)安徽歙县到京城任职。此后,他先后担任御史、户部右侍郎(yòushìláng)、左副都御史、工部侍郎、吏部右侍郎等职,历经道光、咸丰、同治三朝,在京为官30年,始终不携带家眷,不购置房产,独自一人居住在歙县会馆。
清 咸丰皇帝褒奖王茂荫父母诏书 安徽中国徽文化博物馆藏(cáng)
在(zài)担任御史期间,王茂荫对当时的(de)用人取人标准提出严厉批评。比如,强烈反对以字体(zìtǐ)工拙取士。他认为,过于注重(zhùzhòng)小楷,以至于“合天下之聪明才俊(cáijùn)尽日握管濡毫”,根本不能“济实用”。就是说,用人取士不能只看表面功夫。他主张改革科举考试,“勿论(wùlùn)字体工拙,笔画偶疏,专取学识过人之卷”。乡试会试以实务为主(wéizhǔ),殿试朝考重视经学文意,将真才实学作为选拔人才的最高标准。王茂荫的人才观,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当时用人制度的反思和改进。
咸丰八年(1858年),王茂荫上奏咸丰皇帝,建议将《海国图志》五十卷本刊刻重印,以使朝廷官员及国民“知夷难御而(ér)非竟无法之可御”。他认为,应该知己知彼,坚定信心,共谋抵御外敌大计(dàjì)。对魏源在《海国图志》中提出(tíchū)的(de)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主张,他极力推崇。由此可见,王茂荫不仅心存报国(bàoguó)之志,而且具有远见卓识。
当然,王茂荫的远见卓识主要体现在他的货币改革方案(gǎigéfāngàn)和货币理论(lǐlùn)上,学术界将其评价为“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”。那是咸丰(xiánfēng)三年(1853年),王茂荫担任户部右侍郎,兼管(jiānguǎn)钱法堂事务。为了应对清廷所面临的财政危机,他上奏咸丰皇帝,反对铸造成百上千的大额钱币,认为“官能(guānnéng)定钱之值,而不能限物之值”,铸造大钱(dàqián)势必导致物价上涨。他主张在可控范围内,发行新的纸币。
次年,王茂荫针对银票、宝钞和铸大钱所(suǒ)造成的货币剧烈贬值及社会动荡,向(xiàng)咸丰(xiánfēng)皇帝上奏《再议钞法折》。主要内容包括四项建议:一是(shì)允许钱钞兑换现钱(xiànqián),二是允许银票兑换现银,三是允许各商店用钞换银,四是允许典(当)铺款项出入顺带用钞币。前两项涉及持钞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,后两项涉及商人与商人、商人与顾客的交易中扩大钞币使用。在这个货币改革方案中,前两项是重点。而王茂荫之所以重视商人的作用,一是商人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(juésè),二是他(tā)出身于商人家庭(jiātíng),对商人有着深刻的了解。
然而(ér),咸丰皇帝对王茂荫的《再议钞法折》大为不(bù)满,认为他(tā)所言“贵民而贱官”,不以(yǐ)国家政事为重。户部军机大臣的审议结论中,也指责王茂荫“所论专利商贾而不便于国,殊属不知大体”。于是,咸丰皇帝下令查办,并将王茂荫调离户部,货币改革搁浅。
改革(gǎigé)搁浅,却被写入《资本论》
同治四年(1865年),王茂荫回安徽歙县(shèxiàn)为继母守孝。当时,他(tā)家老宅破败,人丁寥落。不久,他在家中病逝,享年67岁。
王茂荫去世两年后,马克思(mǎkèsī)的《资本论》第一卷问世。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,论述的是货币和商品流通。这一章有个附注83:“清朝户部(hùbù)右侍郎Man-mao-in向天子(tiānzi)上了一个奏折,主张将官票、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。在1854年4月的大臣(dàchén)审议(shěnyì)报告中,他受到严厉申斥。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,不得而知。审议报告最后说:‘臣等详阅所奏……所论专利商而不利于国(guó)。’”
1927年,在法国留学的侯外庐翻译德文版《资本论》时,对附注(fùzhù)83中的“Man-mao-in”感到棘手。回国后(hòu),他与合作者王思华一起去请教中国财政史研究专家崔敬伯。崔敬伯在查阅《清史稿》列传后告诉(gàosù)他们,“Man-mao-in”是(shì)清朝咸丰年间的户部右侍郎(yòushìláng)王茂荫。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判断,侯外庐又阅读了《王侍郎奏议》,仔细研究了王侍郎的经济(jīngjì)思想,最终认定(rèndìng)“Man-mao-in”确为王茂荫。
《资本论》早期翻译者王亚南,也曾为(wèi)“Man-mao-in”一筹莫展。他向历史学家吴晗(wúhán)求助,吴晗告诉他,这个(zhègè)“Man-mao-in”就是清朝咸丰年间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。
1936年,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发表文章,说《资本论(zīběnlùn)》附注83中的“Man-mao-in”为王茂荫。依据是:一(yī)、《东华(dōnghuá)续录(xùlù)》的记载。二、他托人去徽州,向王茂荫家族后人调查后的结论(jiélùn)。郭沫若将他的考证文章发表后,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,并掀起了一股研究王茂荫的热潮。
马克思之所以关注王茂荫的经济观点(guāndiǎn),并(bìng)将其作为论据,是因为王茂荫强调对纸币的总量控制,就是有“定数”,不能(bùnéng)泛滥。更重要(zhòngyào)的是,王茂荫主张朝廷确保纸币随时足额兑换白银。就是说,纸币必须是有信用的。王茂荫的这种经济思想与马克思的货币和商品流通理论,可谓不谋而合。但他却因此受到咸丰皇帝和众(zhòng)大臣的严厉指责,并被免去了户部右侍郎的职务(zhíwù)。
那么,在当时交通和通讯都很落后的情况下,远在德国的马克思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呢?清朝咸丰年间,北京驻有东正教使团,他们定期向国外报告清国情况。王茂荫试图进行货币改革,并因此(yīncǐ)惹怒(rěnù)咸丰皇帝的事,被人打探到以后(yǐhòu),写进了(le)(le)报告。消息不胫而走,很快传到(chuándào)了欧洲,传到了德国,并被马克思获悉。于是,王茂荫就被写进了《资本论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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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(láiyuán):北京晚报五色土

在宣武门外(wài)大街一座院落门口的木板上,写有“王茂荫故居”字样,而院门旁边标牌上的字样为“西城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——歙县(shèxiàn)会馆(huìguǎn)”。

王茂荫是安徽歙县人,尽管他在清代咸丰年间官至(guānzhì)户部(hùbù)右侍郎,却一直(yìzhí)没有购置房产,长期居住在歙县会馆。这位清朝货币理论家、财政(cáizhèng)学家以清正廉洁、直言敢谏著称,他曾向咸丰皇帝提出货币改革建议,虽然未被采纳,却被马克思写入了《资本论》第一卷,从而使他成为唯一(wéiyī)被《资本论》提及的中国人。
乡谊为重,会馆即是(shì)旅京之家
位于宣武门外大街107号的歙县会馆坐西朝东(xīcháodōng),目前前院经营茶、酒和咖啡,后院包括西正房、过厅、南厢房和北(běi)厢房,正房面阔五间,南北厢房、过厅各三间(sānjiān)。修葺一新的房舍间,一棵高大粗壮的椿树显出几许(jǐxǔ)沧桑。

正房门前竖立一块展板,上面是王茂荫的(de)画像以及他早年经历、仕途发展、晚年生活、主要贡献(gòngxiàn)的简单文字介绍。室内摆放若干小巧的桌椅,书案上放(shàngfàng)着笔墨纸砚,还有几个卷轴。墙壁上的两块展板,文字与(yǔ)图片相结合,内容分为四个章节(zhāngjié),即王茂荫生平、王茂荫的货币论、王茂荫的货币改革尝试、歙县会馆。
现在的歙县(shèxiàn)会馆,早已不是王茂荫居住时的规模。据说,腾退和修缮后(hòu)的歙县会馆只是原来的一部分。
歙县会馆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(1560年),由安徽徽州(huīzhōu)36位茶、漆等商人(shāngrén)倡议筹建。当时的徽州一府六县,歙县为其中之一,并且是(shì)徽州府治所在地(suǒzàidì)。“来者实有依归,无论崇卑,咸得解装于斯,而从容别定馆舍(guǎnshě),此徽歙建置会馆之由也”。就是说,他们筹建的会馆是徽州旅京人士、尤其是歙县旅京人士的一个(yígè)落脚点。当然,在这里落脚的主要是商人。
清朝初年,歙县(shèxiàn)会馆由商馆转变为士馆、仕宦行馆,成为徽州(huīzhōu)举子进京应试和宦海中人在京候职的(de)临时寓所。据《歙事闲谭》记载,清代的歙县出了5个(gè)状元、2个榜眼、1个武榜眼、8个探花、296个进士。另外,还出了4个大学士、7个尚书、21个侍郎。他们在京应试或求职期间(qījiān),都曾居住于歙县会馆,并得到歙县会馆的扶助。
随着(suízhe)徽州旅京人员的增多,会馆渐渐不堪重负。乾隆(qiánlóng)五年(1740年),寓居扬州的徽州盐商黄氏家族出资,使歙县会馆得以扩建。乾隆二十三年(1758年),时任内阁中书(从七品)的歙县人吴宽致信扬州盐商徐士业,向这位财大气粗的歙县同乡求助。在得到(dédào)资金支持后,对歙县会馆再度(zàidù)扩建。到了嘉庆(jiāqìng)初年,会馆虽有一定规模,但“岁久渐倾圮”。嘉庆六年(1801年)盛夏,一场(yīchǎng)暴雨使会馆严重损毁。嘉庆九年(1804年),歙县籍(jí)两淮盐业总商鲍志道捐巨资,加上在京歙县籍官员(guānyuán)、商人的捐资,历时(lìshí)三年,对歙县会馆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修。此次大修,不仅使会馆焕然一新,也使其一(qíyī)改颓势,重新成为社会名流聚集的场所。
除了王茂荫,朝廷(cháotíng)大员曾(céng)国藩、李鸿章、祁寯藻等都人(rén)也曾是歙县会馆(huìguǎn)的常客。如果往前追溯,在歙县会馆居住过的名人还有被梁启超称作“前清学者第一人”的戴震、乾隆年间的户部尚书曹文埴等。到了近代,教育家(jiàoyùjiā)陶行知、画家黄宾虹等,也曾是歙县会馆的座上宾。从思想巨擘(jùbò)到艺术大师,从清官廉吏到教育先驱,深厚的文化积淀使歙县会馆成为徽州文化的一个缩影。
两袖清风,为安(wèiān)社稷直言敢谏
清道光十二年(nián)(1832年),王茂荫考中进士。不久(bùjiǔ),被授予户部主事,升任员外郎。次年,他(tā)从(cóng)安徽歙县到京城任职。此后,他先后担任御史、户部右侍郎(yòushìláng)、左副都御史、工部侍郎、吏部右侍郎等职,历经道光、咸丰、同治三朝,在京为官30年,始终不携带家眷,不购置房产,独自一人居住在歙县会馆。

清 咸丰皇帝褒奖王茂荫父母诏书 安徽中国徽文化博物馆藏(cáng)
在(zài)担任御史期间,王茂荫对当时的(de)用人取人标准提出严厉批评。比如,强烈反对以字体(zìtǐ)工拙取士。他认为,过于注重(zhùzhòng)小楷,以至于“合天下之聪明才俊(cáijùn)尽日握管濡毫”,根本不能“济实用”。就是说,用人取士不能只看表面功夫。他主张改革科举考试,“勿论(wùlùn)字体工拙,笔画偶疏,专取学识过人之卷”。乡试会试以实务为主(wéizhǔ),殿试朝考重视经学文意,将真才实学作为选拔人才的最高标准。王茂荫的人才观,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当时用人制度的反思和改进。
咸丰八年(1858年),王茂荫上奏咸丰皇帝,建议将《海国图志》五十卷本刊刻重印,以使朝廷官员及国民“知夷难御而(ér)非竟无法之可御”。他认为,应该知己知彼,坚定信心,共谋抵御外敌大计(dàjì)。对魏源在《海国图志》中提出(tíchū)的(de)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主张,他极力推崇。由此可见,王茂荫不仅心存报国(bàoguó)之志,而且具有远见卓识。
当然,王茂荫的远见卓识主要体现在他的货币改革方案(gǎigéfāngàn)和货币理论(lǐlùn)上,学术界将其评价为“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”。那是咸丰(xiánfēng)三年(1853年),王茂荫担任户部右侍郎,兼管(jiānguǎn)钱法堂事务。为了应对清廷所面临的财政危机,他上奏咸丰皇帝,反对铸造成百上千的大额钱币,认为“官能(guānnéng)定钱之值,而不能限物之值”,铸造大钱(dàqián)势必导致物价上涨。他主张在可控范围内,发行新的纸币。
次年,王茂荫针对银票、宝钞和铸大钱所(suǒ)造成的货币剧烈贬值及社会动荡,向(xiàng)咸丰(xiánfēng)皇帝上奏《再议钞法折》。主要内容包括四项建议:一是(shì)允许钱钞兑换现钱(xiànqián),二是允许银票兑换现银,三是允许各商店用钞换银,四是允许典(当)铺款项出入顺带用钞币。前两项涉及持钞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,后两项涉及商人与商人、商人与顾客的交易中扩大钞币使用。在这个货币改革方案中,前两项是重点。而王茂荫之所以重视商人的作用,一是商人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(juésè),二是他(tā)出身于商人家庭(jiātíng),对商人有着深刻的了解。
然而(ér),咸丰皇帝对王茂荫的《再议钞法折》大为不(bù)满,认为他(tā)所言“贵民而贱官”,不以(yǐ)国家政事为重。户部军机大臣的审议结论中,也指责王茂荫“所论专利商贾而不便于国,殊属不知大体”。于是,咸丰皇帝下令查办,并将王茂荫调离户部,货币改革搁浅。
改革(gǎigé)搁浅,却被写入《资本论》
同治四年(1865年),王茂荫回安徽歙县(shèxiàn)为继母守孝。当时,他(tā)家老宅破败,人丁寥落。不久,他在家中病逝,享年67岁。
王茂荫去世两年后,马克思(mǎkèsī)的《资本论》第一卷问世。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,论述的是货币和商品流通。这一章有个附注83:“清朝户部(hùbù)右侍郎Man-mao-in向天子(tiānzi)上了一个奏折,主张将官票、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。在1854年4月的大臣(dàchén)审议(shěnyì)报告中,他受到严厉申斥。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,不得而知。审议报告最后说:‘臣等详阅所奏……所论专利商而不利于国(guó)。’”
1927年,在法国留学的侯外庐翻译德文版《资本论》时,对附注(fùzhù)83中的“Man-mao-in”感到棘手。回国后(hòu),他与合作者王思华一起去请教中国财政史研究专家崔敬伯。崔敬伯在查阅《清史稿》列传后告诉(gàosù)他们,“Man-mao-in”是(shì)清朝咸丰年间的户部右侍郎(yòushìláng)王茂荫。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判断,侯外庐又阅读了《王侍郎奏议》,仔细研究了王侍郎的经济(jīngjì)思想,最终认定(rèndìng)“Man-mao-in”确为王茂荫。
《资本论》早期翻译者王亚南,也曾为(wèi)“Man-mao-in”一筹莫展。他向历史学家吴晗(wúhán)求助,吴晗告诉他,这个(zhègè)“Man-mao-in”就是清朝咸丰年间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。
1936年,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发表文章,说《资本论(zīběnlùn)》附注83中的“Man-mao-in”为王茂荫。依据是:一(yī)、《东华(dōnghuá)续录(xùlù)》的记载。二、他托人去徽州,向王茂荫家族后人调查后的结论(jiélùn)。郭沫若将他的考证文章发表后,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,并掀起了一股研究王茂荫的热潮。
马克思之所以关注王茂荫的经济观点(guāndiǎn),并(bìng)将其作为论据,是因为王茂荫强调对纸币的总量控制,就是有“定数”,不能(bùnéng)泛滥。更重要(zhòngyào)的是,王茂荫主张朝廷确保纸币随时足额兑换白银。就是说,纸币必须是有信用的。王茂荫的这种经济思想与马克思的货币和商品流通理论,可谓不谋而合。但他却因此受到咸丰皇帝和众(zhòng)大臣的严厉指责,并被免去了户部右侍郎的职务(zhíwù)。
那么,在当时交通和通讯都很落后的情况下,远在德国的马克思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呢?清朝咸丰年间,北京驻有东正教使团,他们定期向国外报告清国情况。王茂荫试图进行货币改革,并因此(yīncǐ)惹怒(rěnù)咸丰皇帝的事,被人打探到以后(yǐhòu),写进了(le)(le)报告。消息不胫而走,很快传到(chuándào)了欧洲,传到了德国,并被马克思获悉。于是,王茂荫就被写进了《资本论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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